问：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像人类心智这样复杂的东西？
平克：在我看来，要了解心智的秘密，关键就在于对它实施“逆向工程”（reverseengineer），弄清楚自然选择所设计出的心智系统是如何帮助我们适应进化环境的。在我的新书《心智探奇》（HowtheMindWorks）中，我把人类大脑看成是一组“计算器官”，正是在它的帮助下，我们的祖先才能理解自然万物以及自己的同伴，并且在智力上较其他物种显得更胜一筹。
问：这种研究方法与当今学界的一般观点有何不同？
平克：在当今学界的讨论中，绝大部分关于心理机制的理论假设都是几十年前的了。比如弗洛伊德的“液压模型”（hydraulicmodel），这种理论称，各种精神压力不断堆积于人的心灵深处，如果缺乏合适的释放渠道，就有可能突然爆发。然而，这种说法明显是错误的。大脑并不是通过液压现象或者能量流动来工作的，而是通过信息处理。又比如那些专家学者、社会评论家对人类现象所发表的种种评论。这些人认为，人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条件化”、“社会化”或者“被洗脑”的结果。这些观点从何而来？显然，它们源自20世纪20年代的行为主义、50年代拍摄的蹩脚的冷战电影，以及人们对家庭教育的过分迷信，如今，行为遗传学已经证明了这种迷信的谬误之处。其实，人类心智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用达尔文的话来说，是“极其完美、复杂的器官”。但是，这个基本的认识并没有进入主流的学术视域。
史蒂芬·平克（StevenPinker），世界顶尖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著有《当下的启蒙》《白板》《心智探奇》《思想本质》《语言本能》。
问：为什么说人类心智是一个极度复杂的系统？
平克：面对人类心智，我们感到最不可思议的并不是它能够完成非凡的精神成就，例如莫扎特、莎士比亚的作品或者是爱因斯坦的理论。与之相反，那些丝毫不足为奇的日常生活能力才真正让人印象深刻。我们能够辨别颜色，认出母亲的面孔。我们能够力度适中地拿起一盒牛奶，不至于太轻，让盒子掉到地上；也不至于太重，把它捏扁。我们还可以来回摇晃盒子，通过手指的力感来判断里面还剩多少牛奶。我们能够对外部世界做出推断，比如打开冰箱门时，我们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这一切听起来平淡无奇，枯燥乏味，但其实不然。比方说，我们就制造不出一个能够完成上述任务的机器人。如果有人能发明一个收拾杯盘碗筷或者执行类似简单任务的机器人，我愿意花大价钱把它买下来。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制造这样一个机器人，你必须着手处理一系列看似简单的问题，例如识别对象、推理思考以及控制肢体，然而，这些都是目前尚未解决的工程问题，比登上月球或者人类基因组测序还难上百倍。但是，每个4岁的小孩子都能轻松地做到这一切，他可以准确无误地穿过房间，完成母亲吩咐的各种事。
我把大脑看成一种设计精密的工程化设备，当然并非指字面意义上的“工程化”，而是说大脑是由一种类似工程学的自然现象设计的，那就是自然选择。“工程化”的身体能够使各种动物做到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例如飞翔、游泳和奔跑。同样，“工程化”的大脑也可以用来完成各种非凡的任务。
问：在研究大脑的工作原理时，这种方法有着什么样的优点？
平克：它会让你懂得心理学研究的正确途径，也就是一种逆向工程。比方说，当你在古董店里翻拣各种宝贝时，也许会突然发现一个设计精巧的小玩意儿，由许多严丝合缝、相互咬合的部件构成。你相信它被设计成这种构造显然是出于某种目的，只要明白了这个构造目的，就能够洞悉这些零部件的组合原则。对于人类心智也是一样，尽管它并非出于某个设计师之手，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你可以用这种视角来考察人类种种奇特的心理反应，并由此追问它们的合理之处。在适应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正是通过这些心理反应，来应对他们面临的特定问题。这可以让你深刻理解人类心智的不同“构件”各自扮演的角色。
即便是人类心智中看似非理性的部分，例如嫉妒、报复、痴迷和傲慢等强烈的情绪，都很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能够帮助我们的祖先妥善地处理各种人际交往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有人会做出一些如跟踪并杀死自己的旧爱等疯狂举动？人怎么能够通过杀死旧爱来重获其芳心？这似乎是人类心理程序中的一个漏洞。但是，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如果人类心智的一个构造目的是应对某些必须不计后果地采取威胁手段的情况，那么这种威胁就得可信。当一个人向自己的恋人发出威胁，明里暗里地表示“只要你离开，我就不会放过你”时，如果他的恋人并不认为他真的会疯狂到将这种无谓之举付诸行动，她就会觉得他是在虚张声势。因此，对于那些同类之间会相互交流的动物而言，建立一种可信的心理威慑机制是必要的，由此产生的非理性行为就变成一种理性的解决手段。说它“理性”，是针对基因最大限度地复制自己的“目的”而言。当然，就人类社会追求幸福公正的总体目的而言，它又是“非理性”的。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幸福”这个奇怪的概念。幸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自然选择把它创造出来，显然并不是纯粹为了让人们在精神上感觉良好。我们大致可以推测，触发幸福感的大脑回路能够激励人们投入各项活动，以提高自身的生物适应性。顺着这个简单的思路，我们可以理解不少几千年来被历代哲人反复讨论和强调的“幸福之谜”。比如说，直接追求幸福常常导致不幸，因为我们的幸福感总是源自与他人的比较。就像犹太人的一句谚语所说：一个驼子什么时候最开心？当他看到一个背更驼的人时。
如果我们把自己想象成自然选择背后的“工程师”，或许就可以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大脑“幸福回路”的工作任务是什么？可以想见，就是对当前的人生境况和自我表现做出评估，看是应该改变人生，努力做出一些不同的成绩，还是应该安于生活的现状和已有的成就，比如说你已经找到了人生伴侣，过着衣食无忧、舒适安逸的生活，而且即将养育自己的后代。但是，大脑怎么能提前设计出评估的标准？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幸福标准。旧石器时代的猎人不会因为没有跑鞋、暖气或者青霉素而感到懊恼。大脑是如何知道到底哪些事物是值得追求的呢？没错，它可以环顾四周，看看其他人的生活质量是怎样的，他们能得到的东西，你或许也应该拥有。可以说，你的幸福标准是由其他人帮忙设定的，也是其他人告诉你应该树立哪些可以实现的人生目标。
不幸的是，这种评估幸福的方式也成为许多人的痛苦之源：如果你比身边的人稍强一些，幸福感就会油然而生；但是，如果你过得不如他们，就会变得很不开心。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薪水比上个月提高了5%，你不免会为之眉飞色舞；但如果你得知其他同事的薪水都提高了10％，恐怕会转喜为忧，倍感失落。
还有一个关于幸福的悖论是，相对于获得而言，人们对失去的感受更加敏锐，更加深切。正如吉米·康纳斯（JimmyConnors）所言：“我讨厌失败，胜过我渴望胜利。”如果你获得加薪，心里只会有几分高兴；但如果你的薪水不升反降，减少了相同的数额，你恐怕会为此感到极度郁闷。这可能也是心理机制所具备的一种功能，让我们努力追求那些可以实现的目标，而不必有过多的奢望。当出现退步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有强烈、深切的感受，是因为有曾经取得的成绩作为明确的参照，它清楚地显示着我们可以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但是，当我们进步时，就没有了参照，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到底能够实现多大的理想，过上怎样的生活。进化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Campbell）将这种现象称为“幸福跑步机”（happinesstreadmill）。无论你赢得了怎样的名声和财富，你的幸福感终将回落到起点水平，但如果你倒退一步，却会产生可怕的挫折感。这或许就是自然选择的设计目的，让我们拼命追求超出能力范围却又不那么远的目标。
《心智》，(美)约翰·布罗克曼著，黄珏苹邓园欧阳明亮译，湛庐文化丨浙江人民出版社年4月版
问：许多人也撰写过关于人类心智的著作，例如丹尼尔·丹尼特（DanielDennett）、约翰·塞尔（JohnSearle）、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Edelma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等，你和他们有着怎样的区别？
平克：我和不少学者一样，认为研究者不可能通过直接观察大脑的方法来探索心智问题。神经元、神经递质以及其他硬件元素广泛地存在于动物王国之中，但各个物种在认知与情感的表现方式上却千差万别。这些差异源自数以亿计的神经元为了处理信息而形成的不同连接方式。我把大脑看成一台计算机，当然，不是指一台内含硅片的商务计算机，而是一种智能设备，它实现智能的原理与计算机实现智能的原理有相通之处，那就是对信息的处理。在这一点上，我与丹尼特、乔姆斯基看法一致（尽管我们三人在其他问题上有着不少的分歧），而与塞尔等人形成对立。塞尔认为我们不能将大脑视为一个信息处理器，他坚称只有从生理学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大脑。埃德尔曼和克里克的观点虽然在表述上不像塞尔那样极端，但他们对心智计算理论（